专家：以日美经济战为鉴 中国不惧外部挑战

　　以日美經濟戰為鑒 中國不懼外部挑戰

　　二戰以來，當一個國傢經濟總量逼近美國的60%時，美國的焦慮就出現瞭，雙方的合作就會遇到困境，美國會將昔日的小夥伴視為潛在的重大競爭對手。比如說曾經的日美貿易沖突。

　　日美經濟戰最酣的時候是在20世紀80年代，但是如果拉長一些歷史的視角，就會發現從20世紀70年代初，日美之間的經濟關系就不是那麼和諧瞭。上個月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，依然認為日本占瞭美國的便宜，毫無疑問，這是美國對日本經濟戰根深蒂固的理由。

　　以史為鑒，可以知興衰，在日美之間，日本無疑是相對衰落瞭，同樣，日本也是與美國進行經濟戰最成熟的對手，原因無他，教訓是慘痛的。日本學界對日美經濟戰的反思也是最深刻的，在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，還沒有遠去的歷史，為我們提供瞭啟示。

　　說起日美經濟戰，為人津津樂道的是1985年9月22日簽訂的“廣場協議”，一種流行的看法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美國開始絞殺日本。但是日本記者船橋洋一在《管理美元》一書中認為：“‘廣場行動’的真正考驗在於，其將國內政策向更強大的國際合作傾斜的能力。當然，是否能夠通過考驗，是這個未盡故事的一部分。”日本並沒有通過這樣的考驗，而圍繞“廣場協議”發生的故事就是日本經濟逐漸凋零的故事，是“失去的10年”不斷重復的故事。

　　對於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的泡沫，《管理美元》的作者船橋洋一認為：“日本最大的失敗在於，在需求側沒有采取最佳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，而且在支持供給側方面也沒有鼓勵機構改革措施。‘廣場協議’並不是問題之源。”船橋洋一的觀點應該說是代表瞭日本主流的看法，經濟學傢野口悠紀雄就認為，日本出口的增長並不代表經濟有瞭起色，“‘改革改變瞭日本’的說法隻不過是一種誆騙，日本經濟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好轉。出口增長不是通過提高日本出口產業自身競爭力來實現的，而是通過擴大出口量和日元貶值來實現價格競爭力的提高”。

　　二戰後，日本經濟復興的一個契機就是朝鮮戰爭爆發之後大量的軍需訂貨，而日本企業以及經濟制度也恰好適應這樣的需求。可以說，日本戰後經濟復興是在美國經濟霸權之下，除瞭對日本的援助以及軍需訂貨之外，還有就是匯率制度的安排。美國經濟學傢道奇是占領當局的經濟顧問，但他基本成為日本經濟官僚的傀儡，日元與美元的匯率也被非常武斷地定在瞭360比1。這一固定匯率為日本出口提供瞭穩定的匯率環境，固定匯率體系到瞭60年代末就難以為繼瞭。原因就在於日本、歐洲等經濟體已經崛起，與美國呈現鼎足之勢。

　　比利時經濟學傢特裡芬就發現瞭美元體制的悖論，為瞭維持國際貨幣的地位，美國必須通過貿易赤字的方式向世界市場提供美元，但是長期的貿易赤字會影響到美元的信用。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？1971年尼克松宣佈切斷美元與黃金之間的聯系，同時美元進行貶值，這就是國際關系中的“尼克松沖擊”。尼克松並不是經濟專傢，但是他是地緣戰略傢，而他不經意之間改變瞭國際貨幣的邏輯，一國的主權貨幣能不能扮演國際貨幣角色？更重要的是他將世界帶入瞭浮動匯率的時代，匯率成為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與談判的重要的議題，這也是1985年“廣場協議”的原因。

　　到1973年，石油危機，石油價格上漲瞭4倍，對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經濟體造成瞭巨大的沖擊。“尼克松沖擊”改變瞭貨幣價格的預期(也就是匯率)，20世紀70年代頻頻爆發的石油危機，意味著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。浮動匯率制度以及日本進入富裕時代，意味著日本金融體制需要進行比較大的調整，但是很遺憾，金融體制的變革並沒有發生。

　　20世紀80年代，日本憑借半導體和汽車產業成為備受關註和贊賞的工業國傢。也正因如此，日美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。半導體行業被經濟學傢和技術專傢認為是國傢戰略產業，是“大國命脈”，半導體行業具有很強的規模效應，一個國傢的半導體行業的發展就是0和1的關系，也就是有的話，就一定要做大做強，如果不能做大做強就會萎縮。20世紀80年代日本半導體可以說是如日中天，但是20年之後，日本已經失去瞭半導體行業的優勢地位。石油沖擊讓高能耗汽車不再受歡迎，日本汽車在美國大行其道，尤其是豐田。特朗普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就對日本的出口非常不滿，30年後，特朗普依然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。

　　20世紀80年代，日本對美貿易順差，看起來是一種貿易的失衡，但卻是日美經濟結構的失衡。日美之間進行瞭多輪的磋商，包括財政部長、央行行長。怎麼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？美國的辦法簡單粗暴，就是讓日元升值，最後日美達成的協議是日元升值16.88%。日美之間匯率談判的結果就是“廣場協議”，日元短時間內急劇升值。“廣場協議”之後，日元對美元急劇升值，給日本經濟活動帶來瞭極大的沖擊，日本企業開始產業轉移，政府采取瞭低利息政策，前者帶來瞭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生產網絡的建設，後者則引發瞭經濟泡沫。

　　20世紀80年代也是世界經濟的轉折點，日本經濟沒有順應時代潮流的轉折，銀行制度、產業結構、包括政治傢的視野都沒有發生變化，還是堅持野口悠紀雄所說的戰時體制。日本經濟學傢榊原英姿認為，日本既未能順利進入後現代化社會，也沒能進入新興市場國傢的現代化社會陣營。也就是說，日本企業和日本經濟整體似乎都還沒有擺脫20世紀制造業的模式。1995年日本泡沫破滅，日美之間的差距拉大，怎麼解釋日本經濟的逆轉成為經濟學難題。經濟學傢辜朝明提出瞭“資產負債表衰退”的概念，因為資產價格暴跌，企業的負債超過瞭資產，雖然企業的經營結構沒有發生變化，但是企業不再以盈利最大化，而是以“負債最小化”作為目標，帶來的結果就是即便實行超低利率，企業也沒有貸款的動機，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就是個虛假命題。

　　日本GDP已經差不多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左右，不再是美國面臨的主要對手，廣義上的日美經濟戰已經結束瞭。日美經濟戰並不是戰爭，而是經濟制度、變革能力以及產業結構、金融體制等全方位的競爭，尤其是引領世界經濟風潮的能力，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與美國經濟的升級幾乎是同時的。日本經濟學傢的反思主要是本國經濟政策的失誤或者政治傢的偏狹，但是，不要忘記瞭，裡根總統和中曾根首相會晤的時候，兩人心照不宣的一條就是，日本和美國的安全都靠美國軍隊來保護。

　　30年後，幾乎同樣的人、同樣的觀念以及同樣的劇情再次上演，隻不過主角從日本換成瞭中國，這也是中美貿易戰的時代背景。當然，中國並不是日本的翻版，而是一個高度復合型的對手，中美之間的競爭的廣度、深度會遠遠超過日美經濟戰，而是一場考驗耐力和智慧的持久戰。

　　第一，中方的立場是鮮明的，中美之間的貿易磋商應該建立在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的基礎之上，不能挑戰“底線”、越過“紅線”。日美經濟談判過程中，有人回憶說，作為日方談判代表的大藏相宮澤喜一在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·貝克面前還是點頭哈腰，談判變成瞭日本執行美國的要求。

　　第二，中美貿易摩擦背後是結構性問題，關稅戰隻是開始，未來的前景取決於中美兩國經濟發展能力。中美經濟發展差距在縮小，中國和美國都是10萬億美元級別的巨型經濟體，這是世界經濟史前所未有的現象。就像基辛格先生說的，中美關系回不到過去瞭。在日美經濟戰過程中，美國對於日本這一軍事盟友毫無手軟，這也是市場經濟體系中的政治強制。

　　第三，相比於日本，德國在應對美國經濟戰壓力時表現要好得多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國依靠歐洲一體化，尤其是貨幣合作形成瞭自己的金融實力。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出口立國模式已經到瞭臨界點，從制造業出口大國向財產大國轉型，金融變得越來越重要，日本的金融體系並沒有順應國傢經濟戰略的轉變而進行相應的改革。中國去年舉辦瞭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，從出口國傢向進出口平衡國傢轉型，中國市場的擴大必然會帶來人民幣流通范圍的擴大，從貿易國傢向金融國傢轉型已經開始。

　　第四，經濟戰的核心還是產業的競爭，尤其是全球化形成瞭非常緊密的產業鏈、供應鏈和價值鏈。日本半導體產業是日美經濟戰的犧牲品，用美國矽谷戰略專傢小理查德·埃爾克斯的話來說，半導體行業是一個退出之後就難以進入的行業。一個強國的經濟體系就像生態系統一樣，整體遠超各部分之和。美國對華為進行封殺，核心還是要阻止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，因為，產業是大國的命脈，美國意圖阻斷中國新興產業發展，但中國並不懼怕，也有能力應對。

　　經濟戰並不是陣地戰，不是雙方的廝殺，而是沒有硝煙的博弈，就像中方一再強調的，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確的選擇。中美兩國的發展不僅關系到本國人民的福祉，也關系到世界經濟的穩定。

　　(作者：孫興傑，系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)

　　《光明日報》( 2019年06月10日 03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