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“较真”，避免了一起错案

　　退休快12年，每每想起檢察工作，恍如昨日。

　　我是1979年檢察院重建那年考進蜀山區檢察院的，是地道的建院“元老”。在此之前，我在合肥手帕廠任政工科長，法律對我是陌生事物，之前從未接觸過。但我憑著不服輸精神、刻苦好學作風，從書記員幹起，通過自己不懈努力，漸漸成長為院裡業務骨幹，最終走上中層領導崗位。

　　記得剛進院時，全院隻有8人，沒有辦案用車。當時外出辦案都靠步行、騎自行車或擠公交車。雖說條件艱苦，但我們工作熱情很高，幹得有聲有色。現在院裡的辦公辦案條件不知道提高多少個層次，僅辦案用車就已增加到10輛，記錄筆錄，動口不動手，語音錄入。幹警們不是本科生就是研究生，領導崗位上多是年輕人……

　　1984年，我對一起涉嫌盜竊案進行審查起訴時，因案情需要，須向其親屬瞭解一些情況。當天一上班，我跟分管院領導匯報後，便與同事一起前往嫌疑人居住地肥東撮鎮一個村子裡。那時候，沒有手機、導航，連固定電話也很稀罕，加上交通不便，具體地點很難找。就這樣，我們兩位中年女同志，騎著自行車，邊騎邊問，經過3個小時跋涉，終於找到嫌疑人的住所。此時已過瞭午飯時間，嫌疑人母親見我們大老遠騎自行車來取證，很受感動，趁我們作詢問筆錄的間隙，偷偷到廚房為我們每人打瞭三個荷包蛋，用糖水和好端上來。我倆見狀，堅決推辭：“我們在路上吃過瞭”。

　　辦案不怕吃苦，也需要較真。記得1990年，我辦過這樣一起故意傷害案。嫌疑人劉海與被害人鄭軍因瑣事發生沖突，劉海從地上拾起磚塊，砸向鄭軍頭部，致其頭部受傷。後經鑒定，鄭軍因外傷致完全失去聽力，構成重傷。我審查卷宗後，提審瞭劉海，也找來鄭軍詢問案情，發現他根本聽不到我說話。憑著多年辦案經驗，我心存一個疑問，一磚頭擊打就可以使人耳聾，而且雙耳全部失去聽力，這種情況太少見。我決定搞清楚致傷原因，最起碼要用證據說服自己，絕不能被一份醫學鑒定束縛我的思考。我通過在醫院工作的同學，向五官科醫生請教，醫生說這種傷情臨床十分罕見，他都沒見過，但也不能排除磚頭擊打後，喪失全部聽力這種情形。

　　還是沒有準確結論，我懷著試試看的心情，來到被害人鄭軍工作單位調查情況。剛想進入該單位，被看門大爺攔住，“你找誰？”“我是檢察院的，找鄭軍。”我邊掏證件邊回答。“哦，就是那個燒鍋爐的鄭龍(音)子”。“什麼鄭龍(音)子？我找的是鄭軍！”我怕大爺聽不清，提高瞭嗓門。“沒錯，就是他，他耳聾，啥也聽不見。”大爺用手指著自己耳朵說。我這才明白過來，趕緊向鄭軍領導和同事瞭解相關情況。原來，鄭軍幾年前進廠時，就聽不見，平時與人交流基本靠手勢。回來後，我讓公安機關為鄭軍重新作傷情鑒定。經鑒定，鄭軍傷情為輕微傷。對此，公安機關撤銷案件，釋放瞭劉海。

　　退下來也沒閑著，2014年12月，我被合肥市醫患糾紛調解委員會聘為人民調解員，為維護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和正常的醫療秩序繼續發揮著餘熱。

　　現在我常想，隻要選擇投身檢察事業，不管時代如何變遷，不管是在崗，還是退下來，條件如何改善，一顆檢察人的初心不能變，對正義和法律的信仰不能拋棄。

　　王長江 劉瑤

　　(文中涉案當事人均為化名)

　　(王長江系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檢察院原公訴科科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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